虽然中国人太空行走的尝试比苏美两国晚了三十多年，但仍然让全世界为之注目。回溯历史，翱翔天际乃至在群星间遨游是古往今来无数人的梦想。但只是在近代科技发展起来以后，人们才学会了飞向太空，并在太空“生活”。
　　
　　
　　一、太空行走史前史
　　
　　飞天的梦想

[正在钻入舱外航天服的苏联航天员，蓝色内衣由空心管编制而成，其中流过液体帮助身体降温]

三、“我们要赢的挑战”
　　
　　美国也许输掉了太空竞赛前期的所有对局，但他们知道，只要能在最后一局扳回，之前的那些比赛就只能算热身，没有人还会记得。在这一信念推动下，肯尼迪总统把最后一局的比分定得很高。1962年9月12日，他在赖斯大学发表了演说《我们选择登月》的演讲：“太空值得全人类尽最大的努力去征服……我们决定登月……这个挑战是我们不愿意推迟的挑战，是我们要赢的挑战。”美国这架大机器发动了。
　　
　　“闭嘴，给我一只香蕉”
　　
　　登月意味着宇航员要长时间暴露在月球表面微重力的真空环境中。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太空行走，之前还无人尝试过。对潜水颇有心得的美国宇航员斯科特•卡彭特认为潜水带来的失重感与太空飞行差不多。在他被任命为“阿波罗”应用计划分部主任后，开始大力推进宇航员水下训练。
　　最先受益于水下训练的宇航员是巴兹•奥尔德林。他在为“双子星座”12号飞行任务的太空行走做准备时，在水池中进行了大量训练，以学习如何在失重情况下迈开步子。为保险起见，所有的舱外操作都要在水下练上许多遍，其中也包括那些单调乏味的事。当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拧螺栓的动作时，突然感到自己的行为非常荒谬。一个优秀的战斗机驾驶员竟然被“训练”做这么简单的事情。从水里出来后，他 “高声喊叫了一声”，以发泄郁闷之情。当同伴问他出现什么状况时，奥尔德林回答：“闭嘴，给我一只香蕉”（美国早期曾用黑猩猩进行载人航天试验）。这个笑话很快传遍训练中心，有一阵子奥尔德林的办公桌上总堆满了同事们带来的新鲜香蕉。
　　后来奥尔德林不但如愿进行了成功的太空行走，还被选中成为第二个踏上月球表面的人。
　　
　　让飞行员学会挑拣岩石
　　
　　随着成功的太空行走次数不断增加，美国已有足够的信心把人送上月球。但他们总不能空手而归，科学家和友好国家的政要都需要月球岩石做礼物。于是有人建议从地质学家中选拔出宇航员候选人，把登月科考含量尽量做得高一些。宇航员训练中心的人最清楚训练一个外行在失重条件下大头朝下驾驶飞船有多难，他们主张不如给现有的宇航员开设地质课。用德科•斯莱顿的话说，就是“培养一个飞行员挑拣岩石比培训一个科学家驾驶飞船容易得多”。
　　为了教会这些飞行员如何穿着沉重而供氧量有限的宇航服在最短时间内找到有用的岩石标本，从1962年开始，地质学家带领他们在夏威夷、冰岛、加那利群岛等荒凉如月球的地方进行地质考察训练。宇航员要学习辨认岩石，采集标本，绘制地质图。这类训练一直持续到1972年最后一次登月前夕。苏联宇航员也在1969年完成了类似训练，不幸的是，屡发屡败的火箭让苏联人失去了上月球捡石头的机会。
　　最后结果正如德科•斯莱顿所料。在所有登上月球的12个人当中，只有杰克•施密特具有专业地质学家的身份，但他却在进出登月舱时划破了宇航服的口袋。最具科学价值的地质发现（最古老的月岩）恰恰是一个飞行员做出的。
　　
　　忘记交规、专心驾驶
　　
　　此时美国并不知道苏联已经没有能力把人送上月球。为避免两国宇航员同时踏上月球，导致这场竞赛结果难分伯仲的尴尬结果出现，美国工程师想出了让宇航员开车在月亮上考察的主意。这将是一个新的看点，而且在有限时间内，车轮定然比双腿跑得更远，勘查更多的月球表面。这真是一个只有在“车轮上的国家”长大的人才想得出的主意。
　　为此，早已会开飞机的宇航员还要重新学习开车。月球车虽然是一辆电瓶车，速度不快，但它要去的地方比很多地方都要险恶。月球上有厚厚的尘土和突兀的月岩，因为没有大气散射光线，月球上的阴影处比最黑的天空还要黑，你不会知道里面隐藏着坑洞还是什么别的。所以虽无交通法规约束，宇航员仍不能肆无忌惮地驾驶月球车，他们必须学会在微重力条件下轻打方向盘，小心避开潜在的障碍。
　　
　　四、脱离母体自由飞
　　
　　目睹了美国在月球上大出风头，苏联马上把力量投入到空间站的建造中，以期在这个新的太空领域重新称王。空间站是由多个舱段组合而成的，它的组装和维护都需要宇航员进行大量的太空行走。在20世纪70年代的有一段时间里，苏联的“礼炮”号空间站和美国的“天空实验室”空间站同时出现在太空中，两国宇航员也各自进行着忙碌的太空行走。在实践中美国人意识到连接在飞船和宇航员之间的“脐带”不但是生命的保障，也是行动的障碍。他们开始思索怎么去掉这根常常把宇航员缠住的脐带。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把所有给养背在身上。宇航员在天空实验室内部进行了的“载人机动单元”测试飞行。设计者希望这种机动单元可以为太空行走的宇航员提供氧气、水、食物和动力。遗憾的是天空实验室的寿命太短了，它只接待了三批宇航员，最终宇航员也没能飞出空间站接受考验。
　　人类真正实现无系留太空行走已经是十年后了。在1984年2月，航天飞机宇航员布鲁斯•麦坎德雷斯成为人类首个无绳太空行走的宇航员。通过使用改良过的载人机动单元，他得以在空中自由地飞翔。2001年，载人机动单元被“背包推进装置”所取代。但现在国际空间站宇航员仍有类似的装备以备不时之需。经过上下五千年、纵横千万里的不懈探索，地面上的渺小人类终于实现了在太空自由飞行的梦想。（本文图片由赵洋提供） H
　　

[首次无系留太空行走，宇航员布鲁斯·麦坎德雷斯创造历史]

　　《国家历史》200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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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故事】
　　中国人从哪里来
　　我们不是“北京人”的后代，而是“非洲祖母”的子孙；我们并不是生而居此，而是“晚亚洲人”战胜“早亚洲人”的“战果”；我们先由南方来到北方，再由北方向南方进发。在这漫长的15万年间，经过了怎样的迁徙漂泊聚散离合，我们才成为今天多民族的“中国人”？
　　
　　文章：
　　走出非洲
　　我们都有一个家
　　追寻汉语的祖先
　　交锋 缺失的五万年
　　寻找丢失的密码
　　
　　
　　【图史】
　 太空生活史
　　虽然中国人太空行走的尝试比苏美两国晚了三十多年，但仍然让全世界为之注目。回溯历史，翱翔天际乃至在群星间遨游是古往今来无数人的梦想。但只是在近代科技发展起来以后，人们才学会了飞向太空，并在太空“生活”。
　　
　　

【温故】
　　张之洞的四次葬礼
　　99年前张之洞逝世时，绝对不会想到，其尸骨的命途，比与他气息相融的晚清更加多舛和吊诡。在不足百年的时间里，他的尸骨不断被大时代的风潮所侵扰，一次次被掘出又重新安葬。
　　

　　【专题】
　　龙旗下的英国舰队
　　这是一支远早于北洋舰队的强大海军，西方的军史中称其为中英联合舰队。大清国在最艰难的时候勒紧裤腰带为它准备了巨款，而英国人也毫不吝啬地为它配置了许多先进装备。成军后，它却在政治的口水战中迅速消亡……
　　
　　
　　目录：
　　010前沿
　　012意见
　　014旧闻•中国
　　015旧闻•世界
　　016新闻
　　068转折点 枪杆与选票——首个居委会背后的身份转换
　　088家世 我的父亲博古
　　094留影 撤退中的上海
　　096发现 水晶头骨，史前文物还是现代制造？
　　102地方 黄姚古镇：时光静止的地方
　　106城市 青岛：三座建筑和一部城市殖民史
　　114万物 茶叶西游记
　　118风尚 日光浴：在“药”与“酷”之间
　　122圆桌
　　126专栏 雪儿简思
　　128世界 理想国的幻灭——贵格会在北美的出局
　　134阅读
　　138历史影像 领导苏格兰独立的“污点英雄”
　　143逝者 逝者魏巍：迷茫的老兵

　　目录：
　　
　　010前沿
　　012意见
　　014旧闻中国
　　015旧闻世界
　　016新闻
　　
　　018封面故事
　　百年地标
　　从开埠到殖民，从中西交汇到中外分野，从一边倒的苏式风格，到如今的五彩斑斓，每一个时代无不在建筑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建筑并不只是物体的堆砌,而是历史的留影。
　　
　　048温故
　　1894，中国陆军大海难
　　高升号事件中，日本不宣而战却逃脱谴责和惩罚，令日本人看到了偷袭的巨大成效和微小代价，并成为推动日本军事冒险的原始雪球。日本人食髓知味，在此后的对俄战争（偷袭旅顺港）、对华战争（九一八事变及七七事变）及对美战争（偷袭珍珠港）中，频繁不宣而战。

　　056转折点
　　恐怖的“伊万”
　　苏联试爆世界最大氢弹
　　
　　061专题
　　索尔仁尼琴的中国阅读
　　如果没有他，这个时代和国度的外观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他发现了它们的秘密，他是活在绞刑架下的先知，他的忧郁与绝望具有涅瓦河畔的壮阔和高加索积雪眩目的光芒。
　　
　　075专栏 张鸣
　　
　　076留影
　　新中国首次选美
　　1985年初，广州市团委为了配合“两个文明建设”和“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策划了一次选美活动，叫做“首届羊城青春美大赛”。比赛之初，突遭非议，官司一直打到北京……
　　
　　081专栏 傅国涌
　　
　　082发现
　　圣巴斯塔：
　　奥古斯都时代的“奥林匹克”
　　
　　087地方
　　火井：穿越历史的古镇
　　
　　092城市记忆
　　东京汴梁：盛大而欢愉的城池
　　
　　096专栏 雪儿简思
　　
　　098万物
　　互联网时代前的病毒史
　　
　　102风尚
　　“简”：二战英国第一招帖女郎
　　
　　106传统
　　马一浮：大师的“复性”之旅
　　
　　112收藏
　　乾隆御玺串起的一章历史
　　
　　118圆桌
　　黑死病催生现代经济
　　
　　122历史讲堂
　　最后的羌族
　　
　　126战场
　　“第二次大不列颠战役”
　　保卫哈巴尼亚
　　
　　132世界
　　“法兰西，你的历史已经终结”
　　
　　136阅读
　　
　　139历史影像
　　真实的《青年近卫军》
　　
　　143逝者
　　黑泽明的野心

1946年10月，美军女性军官团抵达横滨港。战前日本没有女性军官，美军占领日本，也带来了日本妇女的解放，对传统日本的两性关系造成重大的冲击。

　　罗斯福支持中国对日占领
　　
　　早在日本偷袭珍珠港10个月后，美国国务院就设立了由国务卿赫尔牵头的战后计划委员会，其核心议题是研究在打败日本后如何进行军事占领，并对日本天皇采取何种措施。从一开始，战后计划委员会就分成强硬派和温和派。强硬派成员主张：“为保证太平洋的和平与安全，必须根除日本产生军国政治的根源，即清除作为中央集权机构的日本帝国政体……如果不消灭天皇体制，就谈不上战胜日本。”温和派也摆出了自己的论据：“把天皇体制与侵略战争联系起来是不恰当的……战争不是日本天皇挑起的，他是被人利用了……作为日本战后重建的心理基础，天皇是必需的。”双方争论持续了很长时期。但在1944年5月，该委员会最终决定：保留天皇，但需要对日本实施外国军事占领，彻底粉碎日本的军国主义基础。
　　而盟国首次讨论对日本的战后处置问题，则源于1943年由中英美三国首脑参加的开罗会议。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与蒋介石的晚间会谈中承诺：美国支持中国在战后对日军事占领中扮演重要角色。蒋介石最初认为中国无法承担这一责任，但他同意派兵与否应视实际情形决定。
　　同年10月30日，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在莫斯科发表宣言，其中决定“对于所有有关敌人投降及解除武装，均将采取共同行动”。1944年8月20日，重庆的国民政府机关报《中央日报》在第二版刊登文章《关于占领日本问题》，首度证实中美领袖曾在开罗口头协议占领日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梁寒操则在8月24日答外籍记者提问时更明确指出：“中国政府同意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主张：盟国必须将占领日本、解除日军武装列为日本投降要件之一，藉此打破日本军国主义长期狂妄错觉。”

1938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一周年，日本本土捐献金属废品的学生。
　　 　

　“白队”计划
　　
　　1945年5月德国投降后，对日占领问题成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核心议题，并建立了“白队”。进入“白队”的将军和上校们不仅要考虑对日本最后一战的问题，而且还要设计未来对日占领军的日常调配。根据他们的推算，平时部署在日本本土的占领军需要23个师，总共80万人的军队。从纯军事的角度来看，用80万美国士兵来实施对日占领恐怕在国内难以通过，因为美国人民肯定会要求自己的儿女早日回国团聚。于是，美国新总统杜鲁门开始四处放话，希望与英、中、苏等盟国共同占领日本。同时，“白队”加速制定占领日本的计划，打算通过设立各国占领区来肢解日本。
　　在这项计划中，除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英国以外，美国很想把中国也拉进占领军的行列中。在美国人眼里，使用中国占领军有一个好处：日本把侵略战争辩解为是“黄种人反对白种帝国主义”， 让中国军队占领日本的部分领土就可以回击这种宣传，弱化占领日本行动的“种族色彩”。在确定盟国占领区的划分时，“白队”考虑的是：日本主要大岛本州的中心区域拥有发达的基础设施，必须控制在美国手中；工业相当发达的九州岛可交由英国军队占领；属于落后农业区的四国岛安排中国军队驻扎；而苏联则在北海道和本州北部驻军。
　　但这项计划的实施有一个前提，即他国军队不能立即进驻日本，而是等美军逐步撤出后再去接替。因此，美国人计划在日本投降后的前三个月，在日本列岛部署23个美军师（80万人），在随后的9个月内，再允许盟国军队进驻日本列岛，兵力分配为：美国8.3个师，共31.5万人；英国5个师，16.5万人；中国4个师，13万人；苏联6个师，21万人。在最后阶段，各国占领军应将驻军人数逐步减少大约一半：美国只在日本驻留4个师，英国2个师，中国2个师，苏联3个师。
　　1945年7月，中英美三国就日本投降与战后处置提出具体方案。7月26日，盟国为促使日本尽早投降，以中英美三国政府元首的名义，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其内容要点为：永远根除日本征服世界的权力与势力，消灭军国主义；为保证上述目标的实现，“经盟国指定，日本国土必须占领”，直到宣言的各项目标达成，以及日本人民依据自由意志成立“一个和平及负责任的政府后，盟国占领军队当即撤退。”该公告确认了各对日参战国具有占领日本的同等权力。

1946年4月，美国陆军纪念日，美军在东京日比谷联合国军总司令部前举行大阅兵，美军第八军第一骑兵师机械化部队穿过大街。

　　1945年7月31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接见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时，美方告知日本在外交方面已有求和趋势，日本将在几周内投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在计划协调中美两军如何占领日本本土各据点及机场的相关事宜。会谈中，蒋介石向赫尔利坦承中国连空运部队到大陆沿海都有问题，只能被动配合美国行动。
　　不过一天以后，国民政府军令部参谋唐纵在呈报蒋介石的《日本投降后我方处置之意见》中仍主张在国军内挑选适当成员，编成一军随盟军登陆日本本土，为将来参加盟军控制日本做准备。8月10日，国民政府获悉日本已通过瑞士向美国转达投降意愿时，遂改为主动姿态，向美军提出派遣中国空军占领日本的计划，其编制包括两个驱逐机（战斗机）大队、一个中型轰炸机大队、一个侦察机中队、一个运输机中队，而所需经费和装备则通过《中美租借法案》提供。两案的提出显见国民政府对进驻日本领土有高度兴趣，但因后来魏德迈反对将中国军队派赴日本和朝鲜，遂无法实现。

1945年11月，占领日本大阪的美军在朝日会馆举行钢琴演奏会，吸引了大批民众。

　　67师整装待发
　　
　　日本投降后，美国为避免盟军最高统帅对日处置受到他国影响，1945年9月2日，由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法国、印度、荷兰、新西兰、菲律宾、苏联、英国与美国代表在华盛顿组成“远东委员会”。该会全体成员同意，军事占领为解除日本武装与废除军备的第一任务，因此盟军将对日本本岛实施军事占领，各国占领部队由美国指派的最高统帅指挥。由于最高统帅具有决定实施投降条款、执行占领及管制日本各项政策的一切权力，对日占领的相关盟国即使不满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决定，也不能提出任何建议案来制衡麦克阿瑟，形成美国独占日本的特殊现象。
　　但在盟国的压力下，9月22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出台《美国对日本投降后的处置政策》，宣布：1、欢迎并期望盟国参与对日派遣占领军。2、各国部队抵达日本后，必须接受盟军最高统帅的调度指挥。3、各国政府必须负责自身部队的补给和日常维持经费。美方还宣布了盟国占领军的规模，预计美军为12个师，20万人（含朝鲜半岛的两个师，3万人），中英苏三国各派一个师作为占领军。
　　1945年12月25日，美国国务院照会国民政府，希望中国能尽快派兵赴日参加占领。在蒋介石的授权下，中国军令部长徐永昌与魏德迈迅速拟定两个方案：
　　甲案：民国34年（1945年）甲种编制军，抽调一个完整师配以必要政务人员及特种兵约1.5万人。
　　乙案：以步兵两个团为基干，配以政务人员及特种兵混合编组为一个支队，约1万人。
　　蒋介石最初批示选择乙案，但后经与魏德迈讨论后，又改以甲案实行，自此中国派兵赴日才真正为美国所接受。美国对于各国派兵占领日本政策之所以会出现转变，是因为参联会评估认为美国已能掌控日本全局。

1946年，日本，美国占领军供应部内的日本女店员。

　　他国所谓的“占领”只不过代行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职权，不影响美国的权威，同时又能帮美军分担防务。
　　在经历第一次派空军占领日本提案失败后，蒋介石对此次美国主动邀请表现颇为谨慎，先是要求相关部门只能发表派遣消息，但不宣布派遣数量及编制，同时对美国重申中国派兵有现实困难。他强调此次美国邀请中国派兵，必须帮助国民政府解决若干问题，否则“派遣不克实行，则（中国）在国际上即失去信用”。蒋介石所谓问题有二：1、中国无法承担空运及海外驻兵的经费；2、适合代表中国执行占领任务的部队难以寻觅。
　　1946年3月13日，美国国务院通过魏德迈向国民政府建议：1、中国可以先选派少数先遣部队赴日；2、推荐滞留在香港九龙的国民党新一军第38师为驻日占领军：3、相关消息由中方同意后，由美国务院公布。
　　国民政府接受了建议，先是在4月1日由陆军中将朱世明率领驻日代表团第一批成员12名、军人4名，以及远东国际法庭法官梅汝璈抵达日本，另选派新一军第38师为驻日占领军。
　　不过第38师后来被送到中国东北打内战，国民政府军令部遂在4月3日呈报蒋介石，改由驻越南北部的第53军荣誉第2师作为驻日占领军，4月19日正式通知荣誉第2师前往越南海防待命集中并进行人员挑选，所有驻日占领的军人要求五官端正、身高1.70米以上、小学以上文化，连以上军官还要进行交谊舞培训，同时还为其加强特种兵与后勤部队单位，于4月底完成整编。之后，荣誉第2师从海防空运到上海，在那里又与荣誉第1师合并为第67师，其编制为14500人，有步兵团3个、炮兵团1个、运输团1个，此外还有战车、工兵、通信等营各1个以及200名宪兵。
　　这些部队向来被视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装备精良，抗战期间曾参加滇西战役，攻克松山、腾冲等重镇。该部队代表中国占领日本，也能显示国民政府在对日处置上的积极态度，以实际作为反驳舆论认为其对日本军事管制的消极误解。
　　5月初，中国驻日占领军先遣人员、上校参谋廖季威同第67师师长戴坚等人从上海乘坐B-24轰炸机前往日本，同美军商谈中国驻军地点问题。根据协商，中国占领军驻扎在日本爱知县，必要时再扩大到三重县和静冈县，第67师将隶属美国第8集团军第1军指挥。在日期间，中方官员还视察了驻地，日本当地政府对中方官员侍应恭谨，为其介绍中国军队到来后所需的营房、仓库、港口、车场以及游乐场所等设施。
　　

日本街头向美军士兵讨要食物的小孩。

　　“占领军”覆灭内战战场
　　
　　虽然美国主动邀请中国派兵，但明知国民政府无足够财力维持海外大规模驻军，故意不给中国提供相应的帮助。1946年4月，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艾可伯格向陆军部（前战争部）申诉，声称中国占领军依赖第8集团军的补给系统是不明智的，应该让中国自己的补给体系来维持运作。为此，国民政府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几次与美方交涉，并多次利用舆论对美施压，但麦克阿瑟与艾可伯格不为所动，他们抱怨美国国务院对中国占领军的安排，已超越中国所能负担的程度，驻日美军只能给予有限、符合逻辑原则的支持。换言之，麦克阿瑟认为中国不必奢望美国慷慨解囊，必须自己寻求经费。
　　为解决经费与运输的问题，1946年6月底，中国方面援引美国“租借法案”与美方谈判，美国陆军部才同意自1946年6月底至1949年6月底从美国援华经费中调拨中国驻日占领军所需装备和补给。经过谈判，7月20日，中国驻日代表团朱世明中将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穆勒上将签署了《中国驻日占领军备忘录》，进一步确立中国驻日占领军有关运输、地位、任务、权益，以及与各国占领之间的互动关系。
　　麦克阿瑟原本估计中国军队将于1946年8月底到达日本，但蒋介石一手挑起的内战却打破了原来的计划。1946年6月，国民政府急电在上海待命的第67师，令其迅速过江，进攻苏鲁豫解放区。正在日本苦等第67师的朱世明还被蒙在鼓里，直到后来才知道情况，蒋介石向他保证：“国军只要在鲁南或江苏泰兴一得手，即可将第67师调回并按原计划进驻日本”。
　　第67师到达苏中后，归第一绥靖区司令官汤恩伯（7月中旬由李默庵担任）指挥，其部队被分解到第65师和第69师。1946年7月6日，汤恩伯发布进攻黄桥、姜堰、海安的命令，华中野战军在粟裕和谭震林的指挥下，经过一个半月的战斗，一举击溃国民党军的进攻。其中，第67师在海安、如皋一带遭华东野战军重创。8月28日，华中野战军致电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内容涉及第67师的伤亡情况。电报称：我军于26日在如皋西南地区歼灭第69师之99旅后，又于27日在上述地区歼灭由如皋来援之敌65师之187旅及79师一个团，第二次由如皋增援之一个团亦被歼一半。至此，原本用于对日军事占领的第67师就这样覆灭在内战的战场上。 H
　　

1945年7月26日，英、美、苏三国首脑在德国柏林近郊波茨坦

举行会议，讨论对日作战。这是波茨坦会议会场。

　　
　　《国家历史》200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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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失败后，中国知识分子在洋务面前逐渐适应。图为中国第一列火车头。（1901年　北京）

　　“日奸”伊藤博文的变脸
　　从不惜暗杀的“义和团”，到阻止攘夷而被人看做是“卖国贼”，再到明治维新的大功臣，伊藤博文和井上馨的跌宕心路，正是那个时代日本知识分子的写照。在这个心路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知识分子在时代的剧烈变化面前，顺应潮流，放下身段，改变了自身。
　　
　　愤怒
　　
　　1863年5月10日，日本马关海峡。
　　美国轮船“彭布罗克号”（Pembroke）因退潮而下锚，等候夜潮到来。天色渐暗，两艘帆船悄悄驶近美国船，突然开炮。这是长州藩的军舰庚申丸、癸亥丸，奉命进攻“夷船”，打响了“攘夷”的第一炮，掀开了日本式“义和团”运动的序幕。此时，距离日本在美国武力下被迫开国正好十年整。
　　十年来，这场被动的“改革开放”，造成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的极大混乱，以批判幕府开国政策为主的“攘夷派”，结合以孝明天皇为首的朝廷，对幕府发起挑战，“尊王攘夷”（ 日本式的“扶清灭洋”）运动风起云涌。攘夷派“挟天子以令诸侯”，逐渐占据上风，迫使幕府宣布攘夷，攘夷派占主流的长州藩便成为这场运动的急先锋。
　　“彭布罗克号”猝不及防，只好砍断锚链仓皇而逃。随后几天，法国军舰“建昌号”（Kien-Chang）、荷兰军舰“梅杜萨号”（Medusa）也先后受到炮击。西方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愤怒的日本。
　　马关炮响后两天，5月12日的深夜，五名年轻人受长州藩藩主密令，在横滨躲过了幕府官吏的检查，悄悄登上了怡和洋行的商船基鲁雪基号，转道上海前往欧洲秘密留学并考察。
　　大上海的繁华令这些第一次出国的日本青年大惊失色，动摇了他们的攘夷观念。他们看着如此众多的“洋船”，感慨到：“这些船如果一旦都闯进日本来，究竟日本该怎么做才好呢？攘夷吗？那不可能！”
　　这群年轻人中，就有后来著名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
　　就在这些年轻人徜徉于繁华的伦敦，醉心学习英语和西方技术的同时，他们的家乡正在遭受着剧烈的变化。
　　美国和法国海军先后进行了小规模的报复，长州藩幼稚的海军受到重创，炮台严重被毁。西方的坚船利炮震撼了长州各界，农民、町人也纷纷被武装起来，等级被进一步打破，后来在明治维新中作用巨大的“奇兵队”（与正规军“正兵”相对而言）就是在此时应运而生的。
　　与此同时，日本另一大藩萨摩藩也与英军发生激烈冲突，史称萨英战争。萨摩藩在英军的优势军事力量面前大败，被迫签署和约。随后，以会津、萨摩两藩为中心的“公（朝廷）武（幕府）合体派”发动政变，将以长州藩为中心的尊王攘夷派逐出京都，内战爆发。
　　长州藩此时仍维持攘夷，封锁了马关海峡。长期的封锁，最终激怒了在日本有巨大经济利益的英国。次年（1864年）英国驻日公使阿尔托克（Rutherford Alcock）提议，与法国、荷兰及美国联合采取军事行动。 “四国联军”很快组织了十七艘军舰，准备大举进攻长州。
　　身在英国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得知消息，深为国内局势担忧，认为日本要与四国抗衡，绝对是以卵击石。他们遂决议返回日本，试图运用自己与英国和藩主的联系管道，既阻止攘夷这样的“义和团行动”，也阻止“四国联军”的军事行动。

甲午战争后日本靖国神社大祭（1895年图）

　　斡旋
　　
　　伊藤与井上在途中花了三个月时间，于6月10日回到横滨。在英国公使馆朋友的帮助下，拜见了英国公使阿尔托克。两人通过英国公使说服了四国暂停军事行动，留出时间供他们前往长州藩斡旋。
　　英国公使问他们，如果难以说服长州藩，他们两人将如何自处？是否继续回到英国去？
　　但伊藤和井上的回答令英国公使大吃一惊：“不，那样的话我们将要做攘夷军的先锋，战死在疆场！”
　　两人在长州藩向藩主及贵族们分析天下大势，切陈攘夷是不可能成功的，继续与西方对抗的结果，将给长州藩带来灭顶之灾。
　　他们很快就成为攘夷派的眼中钉，不少人将他们看做通敌的“日奸”，强烈要求诛杀他们，用他们的血来为攘夷祭旗。暗杀他们的风声越来越紧，长州藩藩主也派人暗中给他们送钱，通知他们赶紧出洋躲避。两人谢绝了藩主的好意，但不得不先躲藏起来。
　　伊藤和井上两名“日奸”的游说失败后，四国联军发起强攻，长州藩大败，被迫签订城下之约，拆除下关的炮台及赔偿三百万元。
　　但在这场战斗中遭受惨败的长州藩，与败在英军手下的萨摩藩一样，痛定思痛，转而亲近英国，实行全面改革开放，随后成为倒幕运动的主力。而被“爱国志士们”追杀的“卖国贼”伊藤和井上，也随后成为明治维新的风云人物，推动了日本帝国的扩张，被朝鲜和中国的“爱国志士们”视为最凶恶的敌人，伊藤最后更是被朝鲜爱国者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杀身亡。
　　而更为吊诡的是，在伊藤和井上留学英国之前，作为坚定的尊王攘夷派，他们甚至还多次策划了针对外国公使的刺杀计划，包括纵火焚烧法国使馆。 　　
　　

　　变脸
　　
　　从不惜暗杀的“义和团”，到阻止攘夷而被人看做是“卖国贼”，再到明治维新的大功臣，伊藤和井上的跌宕心路，正是那个时代日本知识分子的写照。在这个心路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知识分子在时代的剧烈变化面前，顺应潮流，放下身段，改变了自身。
　　日本知识分子的这种“变脸”功夫，在著名思想家吉田松阴身上体现得更为极端。作为一名改革开放的提倡者，吉田却坚定地站在“攘夷派”一边，并非为了反对幕府的开国政策，而只是出于推翻幕府的政治需要：他认为只有先“攘夷”才能削弱幕府，将幕府与西方订立的条约尽行废除，待到国权统一后再实行开国政策。
　　日本文化的综合性和杂交性，令日本知识分子没有中国士大夫那种优越感，所以在承认差距、改变自身方面，他们相当的痛快和彻底。几乎在西方文明传入的同时，他们就认为日本不但在有形的技术工艺方面，而且在国家制度、人民的独立自主精神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距。这种认识，推动了日本引入更彻底的君主立宪制，实现更为根本的改革。
　　而类似的“变脸”功夫却在中国罕见。即使早在1840年就开始遭受“夷狄”的侵凌，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士大夫）却直到甲午战争失败前，甚至都没能形成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魏源“睁眼看世界”的《圣武记》和《海国图志》，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在日本比在中国更受欢迎。吉田松阴曾手抄《海国图志》，奉为至宝，而其师佐久间象山更是直称魏源“真可谓海外同志矣”，而在中国，《海国图志》却迅速地绝版了。
　　在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看来，《海国图志》这种书显然是多余的，中国的落后，无非是在“船坚炮利”等物质文明方面，而政治制度实在是太优越了，“政教礼仪超乎万国之上”。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洋务运动轰轰烈烈地进行器物层面的 “原始四化”（“四个现代化”，唐德刚语）， 更本质的“政治现代化”却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被刻意忽略了。中国的执政者和知识分子们，并不认为自己也需要“变脸”。
　　号称同文同种的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就这样开始了悄悄地分道扬镳。
　　

西方的入侵造成了日本社会的剧烈变革。图为好莱坞著名电影《最后的武士》（The Last Samurai）剧照。

　　
　　临敌练磨文与武 浮文空诗何足当
　　“崇文”与“尚武”的分歧，造成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的巨大差异。
　　
　　
　　崇文抑武
　　
　　那支在对抗“四国联军”中诞生的“奇兵队”，随后也成为倒幕战争的主力，被称为日本第一支近代化军队。这支军队的缔造者高杉晋作（1839-1867），是一位文武全才的知识分子，阳寿虽短（28岁），却在日本近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
　　高杉晋作幼读私塾，精通剑术，并在“军舰教授所”学习航海术，大力提倡西学。就在长州攘夷运动前一年（1862年），幕府派出商船“千岁丸”，前往上海进行贸易，高杉晋作随船前往。
　　在上海期间，高杉晋作深入了解中国情况，大量购买西学书籍，就是他发现了《海国图志》居然在清国绝版，并为此深感不解与遗憾。
　　根据他在《游清五录》中的记载，他到书店去购买陈化成（抗英名将）、林则徐兵书，店主却向他推荐《佩文韵府》。高杉道：“《佩文韵府》等与我无要，有陈忠愍公、林文忠公两名将之著书，则我虽千金要求之矣。”
　　此店主号称知兵，于是两人笔谈起来。高杉问：“贵邦与俄罗斯和亲最好，近世之事情如何？”店主道：“俄罗斯国，在鄙国通商，感我朝厚恩，所以助兵助饷之举，和亲之说，想是齐东野人语耳。”
　　高杉不仅嘲讽道：“口唱圣贤之语，身为夷狄之所役，齐东野人。真齐东野人耶，呜呼！浮文空诗何足当，目无一丁字兵卒，可叹可忧。”他感叹中国知识分子陶醉于空言，不尚实学，“口头尽说圣贤语，终被夷蛮所驱使”，因此作诗道：“临敌练磨文与武，他年应有建功勋”，“蛮樯林立穿云处，独扶宝刀对日明。”
　　使节团中的一名下层武士峰洁，在沪上目睹清军状态后，便声言：“若给我一万骑，率之可纵横南北，征服清国。”
　　当时的日本还相当落后，中国则已经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即将进入“同治中兴”，但日本使节却从上海一个剖面，轻易地看透了中国的内在问题。他们触及到了一个相当严峻的事实：中国社会、尤其知识分子们有着病态的“崇文抑武”。

　　 横滨外国使馆区（1875年图）

　　文弱之源
　　
　　早在清初，思想家颜元就指出：“衣冠文士羞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他痛陈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并认为其根子里就是“千余年来，率天下人人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朱熹)为之也”，“长此不返，四海溃弱，何有已时乎？”（《朱子语类评语•存学编》）。
　　文弱，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与日本知识分子最大的差别之一。
　　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弱，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始于宋代。当赵匡胤取得天下时，基于五代时期“枪杆子出政权”的乱象，一方面“杯酒释兵权”，另一方面“以文臣知州事”，不仅夺了丘八们的权，干脆连枪杆子都藏了起来。到了宋真宗手里，宋室达到强盛顶峰，真宗皇帝更是御笔亲撰《劝学文》，宣称“书中自有千钟粟”、“黄金屋”、乃至“车马多如簇”，鼓励“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给天下人放了根很诱人的胡萝卜。
　　其实，早在宋代之前的盛唐，当唐太宗李世民看到新进士们“缀行而出”时，很自得地说了句大实话：“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摭言》），深刻地昭示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我们甚至还可以推溯到更早，在“六王毕、四海一”的秦始皇年代，赢政大帝借着新政权的专政威力，干脆把天下利器尽行收缴，邻里乡亲不仅在法律上连坐，在生活上也只能几家合用一把菜刀，真正亲如一家人。史书记载，这些利器被集中到京城咸阳，铸成了十二尊大塑像（不知道是否按照始皇帝的尊容量身度造的，待考证）。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炼钢铁运动，其实已经将中国人的骨头尽除钙质，“秦汉而来中人之屈服于专制者二千有余岁矣” （[清]麦孟华《说奴隶》）。梁启超更将此概括为“一人为刚万夫柔”（《中国武士道》），“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此实中国数千年来政术之总根源也”（《中国近十年史》）。
　　同样作为牧民之术的科举，在政治技巧方面，显然比始皇帝收菜刀要更有技术含量。“万人争过独木桥”，不仅为磨折精英阶级的棱角提供了砂轮，也为廉价赎买知识分子提供了硬通货，用 “给出路”的方式换取了忠诚，并建立了对权力和利益共享的默契。清初的康熙年间，用开“恩科”的方式，就成功地消解了朱明遗民对新朝的敌意，几顶乌纱帽胜过百万兵，仅从这点政治手腕看，爱新觉罗家能坐两百多年的天下，绝对不是偶然的。此后国史上也不乏在大灾大难之后，用科举来消解民间的积怨，把全国人民的思想和注意力统一到该统一的地方上去。
　　从始皇帝年代开始，中国知识分子便成为权力菜场里的大葱，所谓“学得文武艺，卖于帝王家”，连躲到终南山上装隐士这样富含“小资情调”的方式，也成为自我炒作的捷径。颜元说得十分透彻：“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全国成了一个放大的禁宫，绝大多数人在精神上被集体去势，而望眼欲穿地、苦心孤诣地等着权力的临幸。到了明代，甚至连开疆拓土、戎马征战的军国大事，也必须在宦官的监督下进行。著名的郑和下西洋，在令后世中国人自豪的同时，也为郑和的宦官身份尴尬不已。一个民族仅存的一点阳刚，却要通过一个太监去实现，这既是三宝太监个人的荣耀，也是整个民族的悲哀。至于《易经》所谓“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则只被当作对内“去势”的手术刀，而非对外征伐的利刃。“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从此成为中国之痛，对此，“圣人”朱熹自我宽慰道：“古先圣王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于威强，而在于德业;其备不在于边境，而在于朝廷;其具不在于号令，而在于纪纲”。在这样的精神指引下，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直到甲午战争结束，整整五十五年后，才痛感要变法图强。

　　 日本宪法发布式（1889年图）

　　左文右武
　　
　　甲午战争期间，大量西方记者跟随日军采访，他们惊讶地看到貌似强大的清军居然如此羸弱。虽然拜洋务运动的开放成果，清军精锐部队淮军的武器装备甚至强过日军，但依然战斗力低下，而且军纪极其败坏，几乎没有后勤供应，“中国皇帝好象忘了士兵们要吃军粮、发军饷”。一些西方报道说因为清军实在纪律太差，扰民太甚，朝鲜人将日军当作解放者来欢迎。王安石当年就曾指出：“至于边疆宿卫之任，则推而属之于卒伍，往往天下奸悍无赖之人”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西方记者也马上看出了门道，Good iron is not beaten into nails; good men are not made into soldiers（“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便成为当年西方读者耳熟能详的中国成语之一。作为社会精英和中坚力量的知识分子，则被有意识地导引到了“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彀中”了。
　　日本的知识分子就似乎没有这么好的行情，他们缺少像中国皇帝那样的大主顾，可以对士人进行“统购统销”，因而还是不脱“野蛮”，保持了尚武的旧习，即使在很想学学中国老大哥建立中央集权的德川幕府眼中，“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备矣”（1615年《武家诸法度》）。日本“读书人”居然身佩双剑，曾经给来访的大清学者们极大的震撼。
　　“崇文”与“尚武”的分歧，造成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的巨大差异。同样被西方的“船坚炮利”所震撼，中国甚至比日本更早地获得了制造西式枪炮的人才和技术，但却严加控制，担心被“盗贼”所用，继续秉承秦始皇收菜刀的光荣传统。而在日本，只因为葡萄牙人“带来了火枪”，人们就“怀着感激的心情虔诚迎接”（英国史学家萨索姆），日本的知识分子甚至全身心地参与到西式武器的研制中, 枪支和火药的制作方法传入日本后仅十二三年，日本全国已有万支步枪。书生研究杀人利器，而且“枪支泛滥”，这在全面禁止民间持有武器的中国是不可思议的，而日本学者却坚信这直接或间接帮助“民众知识分子们”提高了“开始觉醒的现实主义、客观主义乃至合理主义的知性道理的精神”。
　　在西方压迫下率先觉醒的日本知识分子，将民族救亡作为首要目标，兵学因此成为显学。他们面前既没有金榜提名的胡萝卜，后面也没有莫谈国事的大棒子，加上明治维新前后大量武士转变为知识分子——包括前文说提到的伊滕、井上、高杉等都是武士出身，日本知识分子群体便具有了浓烈的阳刚气息。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出了不少“儒将”，不仅能打仗、打胜仗，而且还能写一手漂亮的汉诗，写起中文告示来也能把自己堂皇地包装为仁义之师，忽悠水准丝毫不亚于中国的刀笔吏。
　　与中国同道的“妇女态”不同，日本知识分子的“尚武”精神，不仅体现在战场上，也体现在内政上。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知识分子开始享有很高的自由度，政党政治开始建立，言论自由得到基本保障，报刊空前繁荣，他们可以自由地批判政府，思想交锋更是盛极一时，既有呼吁征服支那的国家主义呐喊，也有重视民生的平民主义的呼唤，著名思想家德富苏峰就曾说：“没有‘居住与茅屋之中’的劳动人民的幸福，则‘绚烂之军备、辽阔之殖民地与强大之帝国’均无任何价值”（《将来之日本》）。

李鸿章成为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象征。图为美国报刊“恶搞”李鸿章的广告

　　明治维新区别于中国洋务运动的特征，一在于实行了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了民众参与程度更高的君主立宪体制；另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大力推行了义务教育，全民“知识分子化”。国家的有限经费，在资助官员、贵族们出国考察外，更是大力推行基础教育。这其实是一场具有日本特色的不流血的“阶级革命”，通过教育（当然还有其他改革）打通了不同阶级的隔膜，为中下阶级（尤其是中下武士阶层）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更高社会地位提供了空间。我们甚至可以说，自西南战争后，日本便只有外战而没有内战（或所谓的革命），一靠立宪制度提供了政治上的相对自由，及时释放了社会的积怨；二靠教育的普及提供了个人奋斗的阶梯。而甲午战争的巨额赔款，更是大量被用于日本义务教育的普及，而不是兴建歌功颂德的“十大建筑”之类。
　　甲午战争期间的著名间谍学者荒尾精，曾撰写《兴亚策》，阐述了他的兴亚思想。在这篇给日本高层的上书中，他指出如果日本能掌握中国，“以其财力，养一百二十万以上之精兵，配备百艘以上的坚舰而绰绰有余。若再将日本的尚武精神与中国的尚文风气相融合，并行不悖，相辅而进，则东洋文明必将发扬于宇内，宣示亚洲雄风于四海。”
　　
　　
　　笔杆子的决战
　　在甲午战争的刺激下，改革的浪潮在中国第一次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共识，日本的军刀终于撕开了中国士大夫傲慢的外壳。但即使涵盖范围极广的戊戌变法，也没能如明治维新那样进入“深水区”，满清小团体将维护自身利益的准则包装成了对改革的稳健持重，这进而导致了改革成为一场野心家的闹剧和既得利益者反攻倒算的流血悲剧。
　　

日本国会会议（1890年图）

　　中国第一代外交家郭嵩焘曾认为，在洋务方面，李鸿章“能见其大”，丁日昌“能致其精”，而沈葆桢“能尽其实”。身为福州船政大臣的沈葆桢，的确在提倡西学、实行洋务方面十分扎实细致。但对体力劳动的鄙视甚至渗透到他的管理中，尽管他十分注重科学技术，但多停留在书本学习上，他和他的团队很少深入到船舶设计和建造的第一线身体力行，科技的应用成为领班工长以下的“下等人”的工作。
　　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伊藤与井上等五名日本青年前往英国留学的三个多月航行途中，都要在帆船上干粗活，而当时伊藤病得甚至差点丧命。明治时期的另一位著名政治家青木周藏，在留学德国学习法律时，居然还涉猎医药、政治、军事、经济乃至啤酒、纸币、地毯等的制作，动手能力很强。
　　是“君子动口不动手”，还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成为两国知识分子乃至两国国家特性的分野。中日两个民族在甲午战争中的首次对决，不仅是军事PK，也是立宪制度与专制制度的PK，更是两国知识分子之间的PK。
　　实行了君主立宪的日本，虽然天皇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但战争的发动还是更多地取决于以伊藤博文为首的内阁。日本知识分子成为政权的核心力量，有足够的权力对全国资源进行动员和运用。反观中国，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办事者”，却不得不在正面抗敌的同时，还要在背面应对以翁同和为代表的“评论者”的冷嘲热讽乃至落井下石，而在最高统治者看来，“将相不和”从来就不是坏事。更为惊心的是，中日战争似乎演变成了日本与北洋的战争，战力尚在的南洋舰队袖手旁观，更别说执行清议所夸夸其谈地挥军直捣日本本土，演一则围魏救赵的好戏了，西方报道就曾略带尖刻地指出甲午战争其实是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
　　日本从执政团队到前线的中高级军官，几乎是清一色的“海龟”团队，即使没有留过洋的一些陆军将领，也都接受了良好的西方军事训练，受过近代教育。中国方面则从李鸿章开始，多是从未跨出过国门的“土鳖”，这导致双方在国际形象塑造上大相径庭（详见拙作《日本满清 谁是“中华”——甲午中日国家形象战》，本刊6月上）。

日本国会议事堂（1890年图）

 
　　日本的决策层年富力强，伊藤博文时年五十四岁，而中国决策层相对老迈，李鸿章当时已经是年逾七旬的老翁。这简直就是旭日帝国挑战老大帝国的生动写照。
　　日本尽管有内争，但“民主集中制”执行得很好，闹归闹，朝野还是一心对外，甲午战争令日本国内各阶层空前统一，明治维新、西南战争等造成的隔阂，迅速被弥和。而中国方面，清议扰扰，说风凉话的、下拌子的、瞎起哄的，应有尽有，甚至还有乘机诬陷李鸿章父子通敌卖国的，令李鸿章愤怒异常。
　　甲午战争的海战战场，则成为双方新一代“海龟”将领的角斗场。北洋舰队和日本联合舰队的不少军官，多有留洋的经验，有的甚至是同学或校友。同样的西方教育背景，同样的欧洲产铁甲军舰，同样的完全用英语进行的战场指挥，背后较量的就是军事之外的因素。北洋舰队之败，实在非战之罪也……
　　硝烟尚未散尽时，伊藤与李鸿章在马关开始谈判。在国家利权争夺外，双方也涉及了很广泛的话题。伊藤建议大清“必须对明于西学、年富力强者委以重任，拘于成法者一概撤去”，当他说这话的时候，他留英时期的好友罗丰禄、伍廷芳也正襟危坐在李鸿章侧后。当年的英伦同窗，如今一方贵为国家元首，另一方却还厕身幕僚。据说李鸿章对此亦深有同感，回国后奏请将罗、伍二人起用，分别出使英、美。但终其一生，二人与昔日同学伊藤在功业上终究难比。这种个人命运的差别，正是两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戏剧性对照。
　　当李鸿章用同文同种、一衣带水的“情感牌”来和伊藤套近乎时，伊藤一边用“中堂之论，甚惬我心”顺势化解，一边将一个沉甸甸的话题扔还给李鸿章：“十年前我在天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何至今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
　　李鸿章倒也坦率：“维时闻贵大臣谈论及此，不胜佩服，且深佩贵大臣为变革俗尚，以至于此。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当时贵大臣相劝云，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 政，应由渐来。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已。贵国兵将，悉照西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月盛。此次本大臣进京，与士大夫相论，亦有深知我国必宜改变方能自立者。”
　　甲午战争后，中国士大夫果然被震惊了，但所掀起的第一波浪潮，不是自省和反思，而是将责任悉数归咎到李鸿章“卖国”，拒签马关条约、请诛李鸿章的呼声响彻朝野。

马关攘夷战。日本画。

 
　　在甲午战争的刺激下，改革的浪潮在中国第一次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共识，日本的军刀终于撕开了中国士大夫傲慢的外壳。但即使涵盖范围极广的戊戌变法，也没能如明治维新那样进入“深水区”，满清小团体将维护自身利益的准则包装成了对改革的稳健持重，这进而导致了改革成为一场野心家的闹剧和既得利益者反攻倒算的流血悲剧。随后，知识分子再度沦为政争工具和牺牲品，而民间歇斯底里的反智情绪大爆发则导致破坏力巨大的义和团运动；逃亡海外的所谓改革者，迅速地将悲情变为敛财乃至大交桃花运（看看康“圣人”在海外的“人财两得”）的道具；而无论海内外的知识分子，从此也认定了“枪杆子”强过“笔杆子”，握笔的手开始纷纷拿枪，其杀伤力竟是武夫们自叹不如的。
　　甲午战争也同样对日本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曾经的平民主义者全都在胜利、尤其是巨大的战争红利带来的激情中消失，国家主义成为日本主旋律。马关条约签订后，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竟然给了德富苏峰这样的民权主义者以“强权战胜公理的事实教育”，他在自传中说：“归还辽东一事，支配了我一生的命运，自从听到这一消息，我在精神上几乎与过去盘若两人，”从此自命为“帝国主义的急先锋”。
　　梁启超曾经对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做过一番对比，认为无论是地位还是功勋，伊藤都逊色许多，但有一事却占足上风：他“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所以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梁启超认定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
　　其实，梁启超还是没能看透或有难言之隐：只要看看李鸿章出访欧美的精彩对谈，以其才干和阅历，怎会不知“政治之本原”？但势禁形格，李鸿章就算知道，又能如何呢？
　　同样是梁启超所记，中俄伊犁之战时，李鸿章征询前来拜访的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的意见，戈登说：“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大权以大加整顿耳。君如有意，仆当执鞭效犬马之劳”。
　　李鸿章听罢，“瞿然改容，舌矫而不能言”。
　　不知当日李中堂与戈登有否青梅煮酒，或许中堂大人也希望有惊雷掠过而落箸吧？H
　　
　　
　　《国家历史》杂志2008年7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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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驻天津的意大利士兵进行野外战斗演习。

　　公元前36年，西汉副校尉陈汤讨伐北匈奴郅支单于，抓获一批相貌奇特、战法怪异的战俘，并把他们安顿在今天中国甘肃省的骊轩地区。两千多年后，中外学者就骊轩居民是不是“古罗马军团后裔”而争论不休，毕竟一旦证明古罗马军团的足迹到过中国，那将是多么富有梦幻色彩的结果啊。
　　这个历史之谜至今未解，但另一支“罗马军团”却是实实在在地消失在中国，他们消失的时间离现在也只过去60多年，而且与中国人刻骨铭心的抗日战争有着密切联系。这就是近代来华的意大利远征军。
　　
　　“东方远征军”
　　
　　被列宁蔑称为“贫穷帝国主义”的意大利，曾在1899年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租浙江省三门湾的无理要求，被清政府回绝。然而就在第二年，中国北方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和随后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却为意大利提供了谋求在华利益的机会。意大利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特意从那不勒斯派出53人的“远征军”，参与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和北京的军事行动，并在北京紫禁城的联军阅兵式上露了脸。
　　仗着为联军出过力，1900年10月10日，意大利驻华公使萨尔瓦格向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提出，意大利在中国没有重大利害关系，只因为意大利是个“负责任的文明国家”，其参战是为了向列强伙伴表明立场，同时为有效保护意大利商人在商务及航运方面的利益，意大利将在天津开设领事馆，并在天津设立租界。之后从1900年到1902年，意大利借助八国军官组成的“天津都统衙门”的支持，用武力在天津海河北岸圈地，驱逐中国居民，并在1902年5月2日迫使清政府签订《天津租界章程合同》，意大利租界正式成立。另外，根据1901年清朝与各列强签定的《辛丑条约》，意大利作为八国联军的一员，得到在天津、北京和上海的意大利租界和使馆区驻军的权利，这项权利一直保持到民国时代。
　　1915年，意大利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天津的意大利租界里约有一万名中国人和350-400名意大利人（大多为商人），租界的“保卫任务”由200人左右的警察部队和50人左右的中国巡捕负责。1916年，俄国将一些在加利西亚战役中抓到的奥匈帝国战俘送给意大利政府。俄国政府把这些有意大利血统的战俘用火车运往远东，然后乘日本轮船来到天津。他们被组成一个特别营，以加强意大利在中国的武装力量。虽然意大利政府仍觉得在中国的军事力量仍过于“弱小”，但对于派遣正规军前往中国一事，直至1922年大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上台前都一直没有下文。
　　1925年，已在国内巩固了法西斯政权的墨索里尼决定向中国派遣“东方远征军”，他要求军方选派精锐部队。在意大利全军中，“圣马可团”被认为最适合到远东服役，但意大利高级将领认为整整一个团都去中国，未免过于招摇——在20世纪20年代，整个世界正处于一战后的“和平阶段”，大规模向海外派兵必然遭致国际社会抗议，再说当时日本把中国当成了自己的“后院”。经过研究，意大利军方决定由“圣马可团”的中坚力量组成一个精锐营，该营下辖3个连，每连编制为100名官兵，三个连分别被命名为“圣马可连”、“利比亚连”和“圣乔治奥连”。3月份，这支精心挑选的部队正式启程前往中国。
　　“东方远征军”在中国驻扎的头几年可谓“波澜不惊”。1928年4月18日，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流落天津的前清逊帝溥仪受意大利领事邀请，观摩了“圣马可连”的训练，意大利领事非常殷勤，提出从“圣马可连”里挑选几个保镖供溥仪差遣，被这位没见过世面的废帝婉言谢绝了。6月12日，北伐军傅作义部接收天津，意军在租界堆起了沙袋和电网，荷枪实弹实行戒备，但什么也没发生。
　　生活在天津的意大利士兵长时间无事可做，只好把过剩的精力发泄在寻欢作乐上。当时，天津小白楼一带满是流亡白俄开设的酒吧、舞厅、妓院，意大利官兵是那里的常客，不过他们的名声不太好，经常斗殴滋事，还拖欠账款，远不如驻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曾任驻天津美军营长的史迪威回忆说：“意大利人在床上的功夫远比战场上厉害。”
　　

1937年，墨索里尼拜访希特勒。贝尼托·墨索里尼(1883～1945)，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和北非战区仅次于希特勒的第二号战犯，纳粹德国最主要的盟友和帮凶，意大利法西斯党党魁。发动对埃塞俄比亚、阿尔巴尼亚、希腊进行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并伙同希特勒对法国、希腊、南斯拉夫和苏联以及北非发动侵略战争。

　　危险的日本盟友
　　
　　20世纪30年代初，中意两国关系发展良好，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伯爵作为驻华公使，积极推动意中贸易的发展。1937年11月6日，意大利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结成了“柏林-罗马-东京”轴心。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对于意大利和日本过于亲近相当反感，中意两国关系开始疏远。
　　1937年春夏之交，中日全面战争呈现一触即发之势。意大利驻华大使、法西斯党员卡罗•福马卡利认为中日一旦开战，势必祸及意大利租界，于是急电墨索里尼，要求加派军舰和陆军来华，以增强意大利租界的防御力量，这个请求最终获得批准。在意大利本土派兵前，中日已全面开战，天津的意大利兵营于8月6日向上海和汉口紧急派遣了30名军人，以保护当地的意大利领事馆。同时，莫瑞特上尉指挥的“雷班托”号布雷舰和德•莱奥纳尔迪斯中尉指挥的“卡罗托”号内河浅水炮艇也出现在上海黄浦江江面。

1931年11月，天津意大利租界，街头警戒的意大利士兵。

　　8月27日，意大利巡洋舰“蒙特库科利”号载着几百名陆军官兵从东非殖民地厄立特里亚起航，9月15日抵达天津，此时天津已被日军占领。在完成运兵任务后，“蒙特库科利”号又驶往上海，不知什么缘故，9月27日和10月24日，日军飞机两次轰炸了“蒙特库科利”号，导致一名舰上水兵死亡，数人受伤。为此，意大利政府向日本提出了抗议，东京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1937年底，“蒙特库科利”号奉调回国，其“姐妹舰”“巴特罗梅奥•科雷奥尼”号替代它前往中国执行护侨任务。在1937年，意大利陆海军投入到中国的总兵力达到1200人。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即，1939年9月5日，“巴特罗梅奥•科雷奥尼”号被调往欧洲，一些在华意大利特遣部队也随船回国，但仍有相当规模的意军留在中国，其中军舰“雷班多”号和“卡罗托”号停泊在上海。
　　1940年6月10日，意大利正式参加二战，7月，意军在东非向英属埃及发起攻势，结果连吃败仗，由于英军封锁了通往地中海的咽喉苏伊士运河，为防止东非殖民地陷落后，意大利舰船被英国俘获，意大利海军司令部命令马萨瓦基地的舰只驶往远东。1941年2月，就在东非港口马萨瓦被英军攻占一个多月前，三艘意大利军舰开向中国，其中“厄立特里亚”号和“拉姆-1”号到达上海和天津，而“拉姆-2”号在马尔代夫海域被英联邦的新西兰巡洋舰“利安德”号击沉。
　　在中日战争的头几年，由于意大利与日本的轴心国同盟关系，再加上意大利驻华机构不断让步和妥协，中国境内的意大利军队度过一段较为平静的时光。但实际上意大利人与日军占领当局的关系并不理想，由于不喜欢欧洲人的存在，日本人还是很厌恶在他们占领区内多出一支欧洲武装。
　　在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前，日本还禁止意大利军舰“厄立特里亚”号和“拉姆-1”号从中国出发，到太平洋上破袭英国商船队，目的是避免过早激化日本与英国乃至美国的矛盾，以达到偷袭珍珠港行动的突然性。在珍珠港事件后，“厄立特里亚”号才被日军允许前往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和新加坡，为远道而来的德国和意大利潜艇提供给养，这些从法国波尔多港出发的潜艇带来了日本急需的一些战略物资。除了潜艇外，许多意大利货轮都进入过中国水域，与日本交换战略物资，例如“佛得角”号便穿过盟军的封锁，为日本带来稀有的战略物资。
　　

1944年6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攻占意大利罗马。当地青年上街庆祝。

　　远征军的终结
　　
　　由于意大利屡遭惨败，1943年7月25日，墨索里尼被国王逮捕。紧接着，9月8日，意大利成立巴多格里奥新政府，公开宣布退出轴心国，这一下子把呆在远东的意大利军人推到危险境地。
　　当地时间9月9日凌晨2点钟，“厄立特里亚”号刚在新加坡外海完成对意大利潜艇“卡比连尼”号补充给养的作业，当他们从路透社获悉意大利投降的消息后，立即改变航线，经苏门答腊海峡逃向英属殖民地锡兰（今斯里兰卡），避开了日本海军和飞机的追击。但是，“卡比连尼”号潜艇艇长沃尔特•奥科尼海军中校是个死硬的法西斯党徒，他执意将潜艇开进日军控制下的新加坡港，他公开表示愿意站在日本一方继续作战，但日军还是强行将“卡比连尼”号潜艇上的艇员关进战俘营。
　　此时，还有多艘意大利海军舰船处于日军势力范围内。“朱利安尼”号和“托列里”号潜艇仍在新加坡，装满战略物资正准备返回波尔多；小型舰船“雷班托”号和“卡罗托”号在上海；辅助巡洋舰“卡利蒂”号和“拉姆-2”号在日本神户检修；一些货船像“佛得角”号和“康提凡蒂”号停泊在上海。许多舰只的指挥官获知意大利投降后，决定自沉舰船，以免被日军俘获。“雷班托”号和“卡罗托”号甚至向夺船的日军和上海汪伪警察开炮，当日本兵冲上船甲板时，船上的意大利水手打开了通海阀，“雷班托”号和“卡罗托”号在一片白色水雾中沉入黄浦江，日军只能望而兴叹。
　　当意大利舰船惨遭日本人洗劫时，呆在天津、北平、上海租界及使领馆区的意大利陆军也面临生死抉择。
　　9月9日，1000余名日军在大炮和15辆轻型坦克的配合下，向东交民巷的意大利使馆及北平电台发起猛攻，仅有步枪和手榴弹的100名意大利守兵防守了一天一夜，直到10日上午9时才投降，投降前，他们毁掉了电台并焚烧了所有绝密文件。
　　在天津租界区，由卡罗•德尔阿夸上尉指挥的意军被6000余名日伪军包围。德尔阿夸上尉决心进行抵抗，他手下有600名官兵，配备有300支步枪、50支手枪、50挺布雷达和菲亚特机枪、4门76毫米火炮和4辆蓝旗亚装甲车，他们还有200万发不同口径的弹药、能维持一周作战所需的食品和药品。为了迫使意军投降，日军指挥官、独立第15旅团长田中信南先用10辆装甲车堵住意大利租界的出口，调动两艘内河炮艇封锁海河，并从北平南苑机场调来一个轰炸机中队。在日本人进行了长达10个小时的威慑性炮击和空袭后，德尔阿夸上尉的神经崩溃了，尽管手下官兵多数愿意与日军死战到底，但德尔阿夸上尉还是决定率部投降。

1938年5月27日，日军海军纪念日，参加日军海军阅兵仪式的英国海军和意大利海军中将等和日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握手。

　　在这场被日本人称为“九月义人降伏事变”中，日军共抓获近1100名意大利公民。日方给他们两个选择，要么宣布效忠希特勒一手扶植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即“萨洛共和国”），要么被送进集中营。迫于日军的淫威，有170名意大利官兵卖身投靠，其余的人则被日军关进设在中国东北、朝鲜及菲律宾的集中营，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备受日军虐待。
　　到1945年5月8日德国宣布投降时，意大利潜艇“托列里”号仍在协同日军作战，他们一直打到8月30日。那一天，这群意大利军人用机关炮击落了一架美军B-25轰炸机，这也是日本在二战中取得的最后一个战果。
　　日本投降后，被日军关在集中营里的意大利官兵于1945年9月被美军解救，他们在马尼拉和火奴鲁鲁经过短暂的身份和政治立场甄别后，于1946年3月乘美国军舰回到意大利。意大利派往中国的“东方远征军”历史至此才算划上句号。H
　　
　　
　　《国家历史》杂志2008年7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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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李莎，李英男 整理：周逵
　　
　　1933年，驻留苏联的李立三邂逅美丽的爱情。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李立三的妻子，李莎从苏联来到中国。他们的一生历经沉浮，数经考验。对待历史，苦尽甘来的李莎坦言“这是历史，对待历史，有什么委屈可言。”
　　

1946年回国前，李立三和妻子及女儿英男合影。

李莎：为了爱情的“叛国”
口述：李莎（李立三夫人）
　　
　　莫斯科邂逅
　　1933年秋天，我刚刚从远东回到莫斯科，被邀请到一个女朋友家里做客。朋友给我介绍说，今天有一位来自中国的客人李明。他看起来不超过三十岁，高高的个子，头发很蓬松很漂亮。大大的眼睛。在聚会中，他侃侃而谈，给我们讲中国，讲中国的革命活动。他说在上海大罢工的时候，他不得不逃避警察的追捕，沿着屋檐跑，爬墙跳墙。那些警察紧跟着追在他后边。他讲得非常精彩，吸引了所有人的兴趣。我像海绵吸水一样，听他讲关于中国的有趣的故事，并被他的谈吐所感染。
　　等他走了以后，我问朋友，这位中国朋友李明究竟是谁。我的朋友瞪大了眼睛对我说：“你不认识他吗？李明就是那个著名的中国工人领袖李立三呀！”
　　在我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姑娘的时候，学校老师就会经常在课堂上讲一些世界革命的形势，特别是当时革命风起云涌的中国。有一次我无意间翻开一本画报，不知为什么立即注意到一张照片，那是上海的一个大型群众聚会。在人群中间，一个穿长袍、身材高大的人站在台上。他很有魄力，满怀激情地伸出手，慷慨陈词。我就觉得他的姿势很特别，他站在那儿，像是一座雕像。照片底下有一行下面有一行文字说明：这是中国大革命时期的一次工人集会，演讲者是上海总工会领导人李立三。
　　当朋友们说起李立三这个名字时，多年前的那张照片再次浮现在我眼前。当时的苏联报章介绍到他时，已经称呼他为中国工人运动和武装暴动中的一员闯将，说他曾经和刘少奇在安源领导工人运动，也是南昌起义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并且在瞿秋白犯错之后，成为党内最高领导人。
　　但在我的印象里，他至少应该是一个上了岁数的人。却万万没有料到那个年轻、有活力的中国人“李明”就是李立三。
　　我们很快有了再次见面的机会，可是后来当我兴冲冲地将这张照片的故事告诉李立三时，立三给出的答案却令我惊讶。他说他来苏联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向共产国际做深刻检讨，反省他所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立三路线”。实际上，他是由于得不到回国批准，而被迫滞留苏联。从中共实际的最高领导人到流落苏联成为一个落寞的革命者， 36岁的立三正经历着人生中的低谷。
　　我身边的朋友也都陆续知道了“李明”的真正身份。他们劝我说现在苏联国内的政治形势这么复杂，最好不要跟这样的人走得太近。当时我没有往那边想，因为我性格不是这样的。 我不但是当时、而且在以后都从来没想过这会给我带来什么坏处，我听从的是本能的感觉。
　　他在我面前从不隐瞒自己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错误，过去的几段婚姻也和盘托出。关于自己的优点、成绩他只字不提。他讲到自己所有的错误都是他性格的体现，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一个不平静的人，所以他想要加快中国的革命进程。我认为他是一个好人，谦虚、聪明。但是他无法摘除他的那些骂名，即使在苏联也几乎没有人相信他。
　　我们陷入了爱河。他在爱情方面非常的腼腆，甚至有些羞涩，不像俄罗斯人那么奔放。平时他生活中是有点不修边幅的。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约在大剧院旁边见面，突然我看到他过来了，穿了一身笔挺的西服，崭新崭新的。我真的很吃惊
　　1936年2月，我们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招待所举办了俭朴的婚礼。这一年5月，我们来到黑海之滨度蜜月。5月份是玉兰花开的季节，那是很漂亮的白色的花。突然，他爬到树上，摘了一大捧鲜花然后送给了我，我很高兴，觉得这很浪漫。
　　但此时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我们不曾想到，一场席卷整个苏联的政治风暴即将到来。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刘少奇、刘伯承、陈毅、李立三等在天安门城楼上。
　　

　　李立三在苏联入狱
　　1934年12月，苏联掀起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许多苏联的革命元老、红军将领都被戴上“反党托派”、“外国间谍”的政治帽子而锒铛入狱。我们所居住的共产国际招待所里也终日被恐怖的气氛笼罩着。几乎没有一个晚上可以平静地安睡，经常会有沉重的军靴声和枪械的摩擦声。而第二天早上，公寓长长的走廊里，就会有些门上被贴着封条盖着章。我们就知道里边的人已经被带走了。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下，人人都有危机感。那段时间非常难熬。
　　1937年 “肃反”运动进行到最为激烈的阶段。这一年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看着许多中国干部陆续回国抗日，立三如坐针毡，终于按捺不住，再一次向共产国际提出了回国的申请。
　　然而，正当我们迫切等待回音时，1938年2月24日凌晨，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我们吵醒。我打开门，看到门口站着两个军人。一个战士肩上跨着步枪。他递给李立三一张纸，上面写着“逮捕证”。
　　我整个人突然就全身发冷，好像死了一样。
　　李立三对我说：“你转告我们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告诉他我是清白的。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中国人民、俄国人民、对不起中国共产党的事情。”
　　我瘫坐在沙发上。直到天亮才勉强拿起笔，将他的话一字不漏地记在纸上，交给住在隔壁的共产国际代表陈潭秋。
　　几天后，正当我在惴惴不安中等待立三消息的时候，接到了学校团委通知，要求我前往礼堂参加全体团员大会。在大会上，他们罗列了立三的所有所谓的罪名，然后就让我表态。
　　我说：“我和丈夫结婚的时间不长。但两年的时间也不算短了。所以我能够近距离地观察他，我没有发现他做过任何坏事。现在他被抓起来了，但是他的案件还在审理中。我们只能等。只有等到事情查得水落石出，我们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他们很不喜欢我这种态度，因为我没有跟他们唱一个调儿。团委书记说：“你们看，她和丈夫是一丘之貉。像她这样的人，就不配留在团内！”
　　我就掏出自己的团证，放在桌上，转身就下台走了。这个时候整个大礼堂鸦雀无声。
　　自从被内务部抓走后，立三音信全无。我不理解，难道在苏联会有那么多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么？我觉得不可思议，决定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丈夫。
　　于是，我凭着共产国际的一纸介绍信，到莫斯科的各个监狱打听他的下落。在每个监狱我都要排很长很长的队，排到问询处窗口的时候，我就把我的证明递过去。人家就把证明扔回来，说没有这个人。
　　在近半年后，我终于在塔岗卡监狱意外获得了丈夫的消息。我一下子就如释重负，高兴得不得了。我问我能不能给他转交什么东西？可以探监么？他们就说不能探监，只能每个月来一次给他转交50卢布。
　　

开国大典时，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李立三发言。

　　去中国
　　1939年11月6日，苏联最重要的节日十月革命节的前夕。 突然有一个门铃，很长很长的声音。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触了电似的，马上跳下床跑去开门。一个军人站在门口，向我行了个礼说：“这是我们送给您十月革命节的礼物。”
　　他站在那儿，李明站在那儿。我高兴地大喊，李明回来了！李明回来了！
　　出狱之后，共产国际的一些人仍然揪住立三不放。在没有征求中共中央意见的情况之下，他们单方面停止了他的中共党员的党籍，还不允许他回国。于是没有党籍、没有户口，还没有工作，李立三沦为了一个普通的中国侨民，靠着每个月从国际红十字会领取的200卢布救济金来补贴家用。1943年8月10日我们的第一个女儿李英男在莫斯科出生。尽管政治前途还是比较黯淡，女儿的出生还是给了立三极大的慰藉。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在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立三路线”作了实事求是的总结和评价。
　　这一年的12月31日，全家正准备团聚迎接新年的时候，却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去苏共委员会一趟。我的心又悬到了嗓子眼。时间一点点地过去。八点、九点、十点，他还是没回来，我越来越担心又有什么不测。可是也只能继续等待。在1946年新年钟声即将敲响之时，他终于回来了，一进门，他就抱起我说：“你猜猜，发生什么事了？”我当然猜不出来。他非常兴奋地说：“我又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了！”
　　我怀里抱着我的女儿妮娜，心里冰凉。我想完了，就要剩下我一个人了。尽管当初我决定嫁给他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早晚是要回到中国去的。因为他是一个沉浸在政治中的人，政治对于他来说就是生命。但是我感觉到这一切可能都完了，我们分别的时刻来临了。
　　立三看出了我的心思，他对我说：“你要相信我，等待国内的局势稍稍安定一些，我一定竭尽所能把你接到中国。你同意吗？”我说当然，心情很复杂。但我对他依旧坚信不疑，因为他是一个从来都不违背诺言的人。
　　1946年1月，在阔别祖国15年之后，李立三终于回到了中国革命的最前沿。如游子回到母亲身边，他被压抑多年的工作激情，像火山爆发般喷涌而出。在哈尔滨，李立三作为中共首席代表参与了争取和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也为保护丰满电站立下了汗马功劳。与我们分离了8个月之后，立三终于办好了一切手续。然而正当我准备启程时，东北战事又起。 驻扎在哈尔滨的中共领导团时刻待命，准备撤离。 一周后，我接到了立三给我的电报：
　　我亲爱的立扎：
　　昨天，我本想给你发一份电报，内容是这样的：形势复杂，暂勿启程。发完电报，我的情绪十分低落，去找一些同志谈心。他们异口同声，劝我把电报收回。我果真把电报收回了。现在又感到后悔，我怎么能这样做呢？你在莫斯科正过着和平、安定的生活。 我却叫你来到战火纷飞的地方来，让你再一次经历战争的艰辛和恐怖。可是我又想，假如现在不叫你来，那么要等到什么时候？国内的战争不会很快结束，很可能要打五年十年。我相信你是不会感到畏惧的。等到我们重新团聚，我们就不仅是恩爱夫妻，还会是共同斗争的战友。我们要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在战争生活中找到我们的幸福。
　　得知我决定去中国的消息，我周围的有不少朋友都对我说：“你疯了么？！你还带着孩子要跑到中国，中国刚开始国内战争啊！ 你怎么还没受够战争生活？”但是我回答他们：“中国有千千万万的孩子，就在中国生活。我的女儿也能在那里生活。”

1954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第3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第1排左起：周恩来、李立三、贺龙、陈毅。

　　
　　为了爱情的“叛国”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天安门城楼上，李立三站在了毛泽东的右侧。建国之初，李立三被任命为劳动部部长。在当时的报刊上，关于他的消息频频出现。而我们组成的这个新中国级别最高的国际家庭，也吸引了很多的注意。
　　新中国百废待兴。身为部长，李立三公务繁忙。然而工作之外他依然细心地呵护着我们这个饱经磨难、来之不易的家庭。五六点钟下班回到家，他有时会拉着我和孩子们到北海去走一圈。就在那个时代，我们都还是一直保持着外国习惯，手挽着手聊天。他知道我喜爱丁香花，在中南海沿着南海的湖边都是很高的丁香树，他到中南海去开会的时候，他就半路让司机停车。他就下车摘那个树枝，然后摘了一大把，带回来送给我。我有的时候还怪他，说：“你看，你不是在破坏环境吗？在那怎能随随便便地摘丁香花？”他那个时候就像一个淘了气的小孩，低着头，但是下次还是故伎重施。
　　但幸福总是不长久，灾难往往接踵而至。
　　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约，撤退援华专家。中苏关系宣告破裂， 我们家里的安宁与和谐再度被打破，生活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嫁给中国党内干部的一些苏联妇女都一个一个地走了。我们平时都是在一起，还带着孩子一起玩，本来是一个小的社交圈。这个时候，却一会儿听说这个准备走了，一会说那个准备走了。很多人顶不住这个压力，绝大多数中苏婚姻家庭都拆散了，最后就剩下那么两三家幸存者。
　　中苏关系破裂后不久，有谣言传出，说我是苏联的特务。很快立三被叫进了中南海。周恩来向他传达了中央的意见：要么离婚，要么让李莎与苏联脱离关系，加入中国国籍。 立三当时承受了特别大的上层压力，但是他非常坚定。他说，我知道李莎绝不可能干那样的事，绝不可能当特务。他甚至说：我可以用我的党性做担保。
　　在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的形势下，老同志们很关心立三的政治生命，建议他与我离婚。但立三毅然拒绝了。他向同志们解释说：“我在苏联最困难的时候，李莎都没有抛弃我，还给我以极大的支持，我不能恩以仇报。”我得知后非常地感动。立三对我的情感，真正印证了中国的那句格言，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
　　一个和李立三有旧怨的干部站出来揭发说，李莎和苏联大使馆有联系，有修正主义言论，而且还把这件事正式上报到中央。这一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等人再次和李立三谈到了我的国籍问题。根据当时的苏联法律，要想退出国籍的话，必须要经过苏共中央同意，否则就会以叛国罪论处。而当时那种恶劣的中苏环境，根本无法通过正常的管道来办理相关手续。所以简单地说，加入中国籍，就意味着叛国。
　　我心里很明白，我应该这么做。但是我同时还是犹豫不决。因为我觉得加入中国籍以后，好像就跟自己的祖国彻底断裂了。苏联人一旦放弃苏联国籍会受到舆论的谴责，也就绝不允许再回去。我从小生长在苏联，受到这种教育的熏陶，从感情上讲，我对自己的祖国、对国内的亲人也很难割舍。但是为了爱情，我又不能不做出痛苦的抉择。
　　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我站在山顶上看日出，云雾缭绕，渐渐地雾气消散了，太阳也变得越来越明亮。我心里很高兴，亮堂起来。醒来后，我把这个梦告诉给了立三。他很严肃地说：确实是这样，我们现实生活中周围这些乌云正在逐渐散去。
　　1964年7月，我向北京市公安局，提交了加入中国国籍的申请书。周恩来亲自批准了这一申请，两个月后我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1949年秋，李立三和李莎在北京新居。

 
　　
　　迟到九年的死讯
　　1966年，文革爆发。我们的家庭马上再度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
　　当时华北局的礼堂挤得水泄不通，我们站在高台上，站成一排，全是这个局的书记。（批斗者）让我们做“喷气式”。会议后，丈夫被弄得筋疲力尽了。但是，他还有力气跟我开玩笑说：李莎，你的级别提高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看，你现在跟中央委员会、华北局的书记们平起平坐了。很苦涩的笑话。但是我非常高兴，立三居然还能开玩笑。
　　1967年，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都流传着李立三、李莎从事间谍活动的谣言。针对李立三的批斗也从小范围的内部检讨，逐步扩大规模。那时立三跟我讲：“你知道么，莉萨，我现在身体实在支持不下去了。如果我落到他们手里，他们就把我带到天津，那我肯定受不了。”我们像往常一样用俄语交谈，当着红卫兵们的面。那些红卫兵突然骂道：“你们用这种修正主义的语言说什么呢？！”我就反驳说：“列宁和斯大林他们也是这样说话的，难道他们也是用修正主义语言说话的吗？”他们马上就住嘴了。
　　在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中，年近七旬的李立三健康每况愈下。于是他给毛泽东写信，做最后的申诉。在那个年代的政治高压之下，即便是最坚强的人也会被搞垮。有一次，李立三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你知道吗，李莎，我可能成为文革的牺牲品。”
　　给毛泽东的信还没有写完，李立三就被造反派带走。几天后，在华北局的批斗现场，我见到了丈夫，在整个批斗过程中，身体虚弱的立三，一直坐在椅子上。那次批斗会结束以后，我们被带上了车。刚开始，他们让我俩坐一辆车。快到北海的时候。他们跟我说：下车！我的眼泪涌了出来，而立三使劲地握住了我的手，说了一句：“保重！”
　　我却没有想到：此一别，竟是永远。
　　顶着苏修特务罪名，我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初入监狱迎接我的便是无休止的审讯，连续三个星期每天只有三个小时睡眠。精疲力尽。我非常想睡觉，这样坐着，眼皮就不由自主地往下掉。但是我想说，在那些看守当中，有不少人心眼儿挺好的。当我坐在那儿打盹的时候，他就敲敲门，打开门说：“你困了吧？”我说：“是。”他说：“那你赶快去用凉水洗把脸，要不你就在这个牢房里头来回走走，可以舒服些。”我就听了这些话，很感动，心里很温暖。
　　为了适应环境活下去，在来到中国二十年之后我在监狱里第一次开始认真地学习中文。我看报纸，大部分我看不懂。有的时候，如果我不知道什么字我就敲门。那个看门的士兵问：“你要什么？”我说：“我要请你，我看报的时候听不懂，你给我说一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很惊讶：“哎呀，这个老太婆、这个坏蛋开始改造了！”他们心想是这个苏修特务、这个坏蛋还挺积极、改造思想。
　　1975年春天，秦城监狱的政治犯。开始分期、分批地释放，不久，我也接到通知获准离开生活了八年的监狱。没有和家人团聚，也没有见到日夜思念的立三，我被送到了山西运城的农村“插队落户”开始了另外一种新的生活。
　　农村里来了个“老外”，当地人一开始并不知道我的身份，只是对我很好奇。但是住的时间长了，他们习惯了，我们还成为了朋友。村里的邻居们还经常过来帮我垒鸡窝，告诉我应该怎么喂鸡、怎么养鸡。而我的女儿送我一台电视机，很小的那种9寸的电视机。每天晚上有很多很多人，跑到我家来看电视，热闹得跟俱乐部一样。
　　我的心里却还是一直惦记着我的立三的下落。我认为，说不定丈夫还活着，我还能见到他。村里的人告诉我，根据当地的风俗，要用双人大床睡，这样可以带来好运气。
　　可是坏消息还是来到了。1976年春节，英男来运城探望我，她问我：“爸爸的消息你知道吗？专案组跟你说吗？”我问：“有什么消息？” 英男说：“有一些消息。”我就跟她讲：“没事，你都直说吧。我都能够支持得住。” 英男说：“爸爸已经不在了。”我马上问她：“什么时候？”英男就告诉我：“1967年6月，九年前。”
　　听到这个消息，我没有说话。
　　1977年7月，全党进行拨乱反正。一年后，我获准从运城搬回北京。1980年3月20日，北京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里，中共中央为李立三举办了隆重的悼念仪式。七百余人的追悼会现场。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悉数出席。在悼词中李立三被评价为一个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而这一天，恰好是我六十六岁的生日。那天我完全忘了是我的生日。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我丈夫，我们两个人走的道路是相当坎坷的，对他是这样，对我也是这样。有上升时期，也有一落千丈的时候。在这场迟到了十三年的追悼会上，没有遗体，也没有骨灰。党旗覆盖下的骨灰盒里，只有李立三生前用过的一副眼镜和一枚印章。
　　吃了这么多的苦，从来没后悔过当初嫁给他的选择。立三是一个好丈夫，也是一个好父亲。我似乎是融入这个国家了。对我来说，这里已经变成了我的祖国，我甚至愿意说这是我的第一个祖国了。经历了很多的风雨，我觉得一个人的人生不完全是由自己决定的，有很多事情是命中注定，就好像是命运安排。这就是我的命运。而我对我的人生，不觉得后悔也不觉得惋惜。有不少人问我：“您在中国受这么大委屈，不打算回去吗？”我总是坦然地笑着回答：“这是历史，对待历史，有什么委屈可言。邓小平同志他们都受到过打击迫害，现在他们正努力拨乱反正。给我们一家落实了政策，我很满意。再说立三同志在苏联蹲过监狱，我在中国坐过牢，我们算是打了个平手。”
　　
　

1948年10月下旬，李立三与部分民主人士在哈尔滨合影。前排左起：李立三、谭平山、沈钧儒、李德全、蔡廷锴。

　
少一人的团聚
口述：李英男（李立三之女，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从事俄罗斯历史、社会与文化方向的教学与研究）
　　
　　1975年5月的一天，我和妹妹雅兰来到秦城监狱。在这里，我们曾度过了两年的铁窗生涯。此次故地重返，为的是一个期待已久的团聚。
　　我们惴惴不安地坐在接待室等待。只见到有两个看守押着一个囚犯，从监狱长长走廊的尽头一点一点地走过来。那个囚犯人很瘦、几乎没有头发，他穿着一身黑色囚服，腿脚似乎不是很灵便。从远处逆着光看去，似乎是个男人的身影。只是很奇怪他鼻子怎么那么高，难道也是个外国人？我还转过身对妹妹说，这里怎么还会关押着其它的外国人？猛然间我的眼睛一亮，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我几乎不敢相信：这个高鼻梁的外国“男人”，竟然是一个憔悴苍老的外国老太太，我的母亲李莎。

1980年3月20日在李立三同志追悼会上邓小平亲切慰问李莎及子女。

　　她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苍老了许多，头发全白了。见到我们，她差不多第一句话就问我说：“你们见到爸爸了吗？”我低着头，说：“还没见到。”她有点失望，但立刻又安慰自己，分析说：“你看现在已经批准你们看我，估计可能以后也会批准你们看爸爸。如果那样的话，你们一定要去看他。我现在最担心是他的头疼病，你爸爸有神经官能症，在家的时候是要吃安眠药才能睡觉的。而且最怕光，所以在家里，就包括白天休息，也要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只要有一点光，他就睡不好觉。你看如今在秦城，二十四小时不关灯，他怎么能睡好觉啊？”
　　听到这里，我再也无法忍受内心的悲痛，嚎啕大哭起来。这是我们家人分离八年之后的第一次见面。但我的母亲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我被释放的那一天，我就已经知道了父亲的下落。我的母亲在监狱里思念了整整八年的丈夫李立三，早在1967年，也就是那一次批斗会之后和她分别的第二天，就已经离开了人世。
　　母亲说话很艰难，一字一句，说一会儿就得停一停。她叹了口气接着说：“你们去看爸爸的时候，除了带吃的以外，别忘了给他带一条中华烟。你爸他就爱抽中华烟。我在牢房里头还一直想着，他在这里抽不上中华烟会多难受。” H
　　
　　

最后一张全家合影，1966年8月。

　　
　　《国家历史》杂志2008年7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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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三国志新闻”
　　
　　■萨苏
　　
　　日本一些三国爱好者组建了一个编辑部，模拟派出记者到三国时代采访的方式，时时发回报道，编导了一出用新闻的形式报道三国史事的滑稽剧。这也是对历史的另一种解读或“戏说”,但很多日本人正是由此了解三国的。
　　

日本的报纸《三国志新闻》，由一群三国迷主办，模拟派出记者到三国时代采访，按现代方式报道三国史事。

　　在我的手边，有这样一份日文报道：“《长镜头——东吴老�